我的导师汪厚基先生

  1963年我在复旦大学化学系读书,一位研究生答辩请汪先生做答辩委员会主席。汪先生的学识、为人和教授风度,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第二年我考入了中科院上海冶金所,成为了汪先生的第一位研究生。

 

  汪先生1935年进入中央研究院,解放后直到1982年退休一直担任中科院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化学分析室主任。分析室是所里的技术服务室,为研究室及时提供准确的分析数据。随着分析对象的扩展变化,要研究新的分析方法、提出新的分析手段。50年代在包头稀土矿的研究中,汪先生解决了当时样品中有氟存在的分析难题,后来该课题获得的国家奖励中,汪先生名列第三。60年代所里的研究向超纯金属转化,要求分析灵敏度小于微克级。汪先生又带领着全室人员,对超纯物质分析奋力攻关,主持召开了全国超纯物质分析报告会,我们分析室提出了几十篇论文。后来在访问德国时,汪先生撰写的超纯分析一文还介绍了我国的超纯物质分析概况。当时曾有“北有长春应化所,南有上海冶金所”的说法,可见那时我所的分析室在全国是很有影响的,汪先生的声望是很高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汪先生被诬陷为国民党特务,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实验不能做了,但他坚持查阅文献。他敏感地认识到电化学分析领域出现了新的分析方法——离子选择电极。离子选择电极首先是由1966年美国人发明氟电极开始的。氟电极选择性好,灵敏度高,配套仪器简单,迅速成为了测定氟离子的标准方法,这引起了电极研究的蓬勃发展。1972年在全国分析化学年会上,汪先生是国内第一个作了电极法的综合报告的,获得了广泛的响应。会后我所成立了离子选择电极课题组,从这时起,我与汪先生一起在离子电极的研究和应用方面工作了十年。他退休后,我继续进行该方面的研究工作。

 

  我们首先依靠所里的氟化镧晶体制备了氟电极,汪先生很高兴,说我们的氟电极灵敏度比苏联当时报道的还好。汪先生常对我们说,研究不能老跟着文献走,我们应该有新的东西,我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用,不能只发表论文。

 

  1978年课题组提出研究硼电极。因为对材料中的硼做分析,原子吸收法不好做,化学法又很麻烦,希望用电极法解决,但按文献制备出来的硼电极灵敏度始终很低,无法使用。之后我到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与袁群先生合作,发现了一个新的制备电极的活性材料——三庚基十二烷基碘化铵,用它制得的氟硼酸根电极,灵敏度提高了100倍,成功地解决了合金硅酸盐材料中硼的测定。后来我们多次举办培训班、制备电极,让厂家使用,取得了很好效果,使我们二所共同获得了中科院成果二等奖。这个活性物质至今仍被美国一家公司应用着。

 

  我们后来还制备了糖精电极,解决了食品中糖精的快速测定,并与全国八个省的卫生防疫站合作,测定了近千个食品。现在使用电极法测定食品中糖精,已成为标准方法之一。我们制备的钽电极能测定纯铌中万分之五的钽含量,攻克了铌钽由于性质十分相似难以相互分析的问题。这二项成果也都获得了中科院成果二等奖。

 

  1986年我们组又在汪先生的领导下承担了“七五”攻关课题——可消毒PH传感器,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一同制备了性能良好的PH传感器,在生物发酵行业获得了广泛应用,多年来创造了近千万元的产值,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促进了发酵行业的升级改造,获得了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汪先生待人真诚,为人谦和。他与国内老一辈科学家高鸿、高小霞等私人情谊深厚,他们经常相互嘘寒问候,切磋学术。汪先生担任上海市化学化工学会分析组组长多年,召集会议、参加年会,多次受到表彰,被尊为荣誉理事。他担任化学传感器专业委员会主任,多次作电极领域最新发展的报告,深受我们年轻一代科技工作者的敬重。在生活中,汪先生喜欢照相,常与室里人员一起去公园拍照。每次出差,也都为大家也拍摄很多照片,洗印出照片后分发给每个人,分文不收。我们室里很多老同志,现在都还珍藏着他拍的照片。

 

  我常怀着感恩的心情,怀念汪先生。汪先生提出的离子选择电极,是我一生的重要研究方向。“创新、实用”是汪先生的观点,也一直是我工作的座右铭。1990年我晋级为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这些都与汪先生的提携是分不开的。

    

  (作者:张国雄  原化学分析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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