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导师邹元爔学部委员

  师从邹元爔

  1960年我考入北京钢铁学院,自三年级读专业基础课开始,邹元爔的名字与美国Chipman和苏联萨马林等国际冶金学大师一直围绕在我耳边。当在课堂里听教授们讲起邹元爔从包头高炉炉渣中成功回收稀土,解决了我国特有的稀土资源的有效利用问题,不由升起崇敬之心,盼望有朝一日能见到邹先生。

 

  1965届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四川峨嵋山麓参加大三线半导体材料基地建设,又闻邹元爔先生从钢铁冶金转向半导体材料,业界不断传来中科院上海冶金所在国内半导体材料科研中取得了领先成果的消息,因此1978年国家恢复招收研究生时,我便毫无犹豫地报考中科院,终于成为了邹先生的学生。

 

  关于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标准

  记得197810月初开学的第一天,我的导师邹元爔(也是冶金所所长)在会议室会见冶金所全体入学的研究生,除了讲一些勉励的话外,我记得最牢的话是“什么叫大学生?大学生就是自己会学习”。因为大学里学的知识与实际工作中应用往往有很大差距,只有自己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才能适应社会需要。“什么叫研究生?就是自己会搞研究”。邹先生特别强调研究生学习阶段的主动性和培养独立工作能力,通过研究生的培养,应该学会如何面对新课题,查资料、做文献总结、确定实验方案、写实验报告和毕业论文。

 

  研究生基础课学习后我们便开始选题。那年邹元爔导师共招了4名研究生,他给其它3位直接出了题目,对我则要求自己选题,理由是我搞过半导体。其实我在大三线搞的是半导体硅材料,对砷化镓不熟悉,查了二个星期资料后实在选不出题目,只能对导师承认自己不行。邹先生给了我一个题目后便说:“题目给你了,我导师已做了一半”。这句话我原来体会不深,现在觉得相当有道理。导师出题目确实不易,既要有科学前沿的意义,又要让学生在两年中能如期完成,并在学报级刊物上发表。

 

  1981年我研究生毕业时恰逢国家推行学位制度,我成了冶金所第一名博士生。邹先生对我提出更高的要求,他说:“硕士论文的工作应该是国内外没有人做过的,而博士论文应该是在国际学术领域中某一方面领先的,而且具有一定的系统性”。

 

  当时砷化镓集成电路正在国际上兴起,对衬底材料的半绝缘性要求很高。学术界发现砷化镓材料中有一种奇怪的缺陷,具有前所未见的许多独特性质,由于它的能级位于禁带的中央,不需要掺杂便可使砷化镓显示优良的半绝缘性能,取名为“EL2”。这是一个有用的缺陷!邹先生征求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吴自良学部委员和复旦大学谢希德学部委员的意见后,将我的博士论文题目确定为“用物理化学方法鉴别砷化镓材料中EL2缺陷本性”。

 

  其实邹先生用他擅长的物理化学方法已经推测EL2缺陷本性是AsGaVAsVGa三元络合物。然而,学术界研究固体中点缺陷几乎都用物理方法,邹先生的物理化学方法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被人理解。邹先生知道别人不信,但他认准的事一定要坚定地做下去,用实验来证实它的正确性。谢希德先生建议我的博士论文中可以用物理化学结合电子顺磁共振测试手段使人更信服,吴自良先生则认为该论文的难点在于电子顺磁共振谱的识别。后来我们在物理化学原理指导下,用先进的实验仪器和量子力学理论计算研究了不同条件生长下的砷化镓晶体的电子顺磁共振谱线参数变化,从而在微观图像上验证在EL2缺陷的原子构型,而且还阐明了EL2缺陷的生长机理。

 

  1985年当我们的实验结果公布后,引起国内外不少物理学家和理论学家的注意。一些权威人士认为“邹元爔的冶金物理化学是鉴别半导体材料中点缺陷本性十分有用的手段”,陆续得到10多个国家的科学家的赞同,并命名了“邹氏模型”。

    

  坚持真理,表现出科学家的应有素质

  邹先生这种科研自信,决不会见到什么形势说什么话,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是他几十年来一贯的学术作风。一位冶金界老前辈(刘翔声)回忆一件事:1954年春节前,他陪邹先生到冶金工业部汇报包头铁矿冶炼的试验情况。当邹先生提出包钢高炉炉缸应该用碳砖的建议时,听取汇报的冶金部负责人顿时勃然大怒,说他的建议是荒唐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没有听说过苏联的大高炉用碳砖。邹先生据理力争也毫无结果,会后他很伤心,正值春节将临,他说不回上海过节了。他说:“在美国学习时我很用功,一心不二用,没有谈恋爱,想回国后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国家效力,没有想到刚刚开始,就遭当头一棒”。但科学毕竟是真理,1955年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巴尔金院士到中国访问时支持了邹先生的建议,包钢的1513立方米高炉炉缸才用上了碳砖。

 

  水海龙(我所原科技处处长,后任上海市政府人事局局长)在追忆邹元爔时谈到在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时期发生的一件事:当时从河南传来一个消息说他们用煤球炉把铝炼出来了,报纸上正作为大跃进中新生事物进行报导。我们所立即派了两个人去实地考察,回来汇报说确有其事。在所里学术委员会上谈论此事时,有不少人附和,只见邹元爔力排众议,当场面孔一板激动地说:“这是违反热力学定律的!在煤球炉温度下根本炼不出铝来的!”然而这两个人说自己亲眼看到的,当时在场其他人都表示赞成或支支吾吾,唯有邹元爔斩钉截铁地坚持不相信。到后来真相终于大白,这两个人在那里守了三天三夜铝水流不出来,实在熬不住就打起瞌睡,等他们醒来一看“铝水”从炉子里流出来了,回到所里又不敢讲自己睡着了。邹元爔这种坚持真理及对待科学的严谨态度给当时在场的水海龙本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科研工作与国家经济建设紧密结合

  老职工沈邦儒至今仍清楚回忆起1950年周仁老所长把邹元爔请到所里当研究员的情景。刚解放时,整个所几乎奄奄一息,百业待兴。我国人均钢产量不到美国的百分之一,大家都对从美国学成回国的邹元爔寄于很大期望。邹元爔积极主张搞球墨铸铁,它的抗拉强度高又有韧性,很接近铸钢性能,可以达到以铁代钢和以锻代铸的目的,老所长周仁采纳了邹元爔的建议。因为国家建设急需钢材,短时间通过开办炼钢厂和轧钢厂来解决钢材短缺问题不现实。而一般机械厂都有铸造车间可以生产铸铁,加上它所需的设备和原料又比较简单。如果生产出来的铸铁具有钢材的性能,问题就可解决,关键在于如何将普通铸铁中片状石墨转变成球状。

 

  球墨铸铁是1949年国外刚发明的。徐元森是邹元爔从浙江大学带到来的学生,他的任务是试制球化剂,它是一种含镁合金。邹先生指导他从比较容易的铜镁合金入手,很快获得成功。他记得1950109日初次就试制出球墨铸铁。那天邹先生高举双手兴奋地宣布“中国第一个球墨铸铁在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试验成功了!”接下来又对多种球化剂加入方式进行了详细试验,并对其性能和金相组织与普通铸铁进行了比较。《人民日报》和《科学通报》及时刊登了该消息,国内工业界引起轰动。我们向几百家前来取经的工厂传授了技术,1951年便在全国得到推广。该项目1956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这是邹元爔回国后为国家作出的第一大贡献。

 

  在此同时,所里还有一个课题是“从钴土矿中提炼金属钴”。钴可以用来制造高级合金以及用于合成人造石油的接触剂。新中国成立时西方对中国实行石油封锁。我国又没有富钴矿,钴土矿中只含钴百分之二到三。老所长周仁在抗战期间便考虑过钴矿的开发利用,故所里已存有好几袋钴土矿的样品。邹元爔将提炼钴的任务安排给沈邦儒时交代了具体方案:第一步找到一种适宜工业应用的浸出液,把钴元素从矿中浸出;第二步即用电解法提炼钴液,制得金属钴。经过试验,采用二氧化硫浸出法浸出率高达9296%,不仅钴含量高,而且具有容易过滤和成本较低的优点。邹元爔经常抽空到实验室来关心工作进程,鼓励大家积极动脑筋。他说实验数据非常宝贵,一个也不能丢。邹元爔对人非常和气,说话总是笑嘻嘻的,好像优秀教练员激励运动员,一定要跑在别人前头。二步法提炼金属钴的任务很快完成,大家心情很愉快。该工作报告在《科学通报》杂志上发表不久,工业部门便要求筹建工场提炼钴。19528月我所与由东北锦州人造石油厂签合同时,老所长叮嘱大家要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邹元爔则负责落实筹建所有设备。不到半年时间工厂筹备就完成了,1217日提炼金属钴的工厂正式开机时,周仁和邹元爔都亲临现场。设备运转非常顺利,金属钴送锦州用作合成人造石油的接触剂,质量超过了合同要求。

 

  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后,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1953年决定在包头建设钢铁基地,请苏联帮助搞设计。然而包头铁矿有两样东西为世界罕见:萤石和稀土,洗矿时清除不干净,给高炉熔炼带来了麻烦。由于无先例可查,苏联要求提供有关技术资料和数据作为他们的设计参考。作为当时全国冶金领域最有实力的科研单位,这任务便落实到我们所。王渭源就是此时因开发包头这项国家任务分配来所的。他说,邹元爔先生在研究炉渣的活度、熔化性、脱硫力等方面作了许多工作,完成实验室工作报告和论文后全部交老所长周仁看。由于含氟含稀土的大铁矿在冶金史上从未见过,不知道冶金过程中究竟会出现什么问题。在实验室工作一段时间后,到首都石景山钢铁公司作冶炼试验,立即就暴露出不少问题。一是发现包头铁矿矿渣对耐火材料侵蚀相当严重;二是高炉炉缸温度非常低,这是因为含大量低熔点氟化钙的缘故;三是由于炉缸温度低,脱硫反应无法进行;四是经化学分析发现炉渣中氟的总量少了,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是否会腐蚀钢铁结构?会对环境产生污染?看来实验室数据远不能满足实际高炉设计要求。为配合实验室工作,1955年上半年决定在所里建造一立方米小高炉进行冶炼试验。据老同志孙仲礼回忆,当时我所机电部门负责全部设备的安装和调试,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当年11月便一切就绪准备开炉。邹元爔亲自参加高炉冶炼,将冶炼中出现的问题作为研究课题,根据包头铁矿渣具体的物理化学性质大胆修正了传统高炉的设计方案。这样,我们送出去的数据就成了“活东西”,再进行大型高炉实验就配他们的胃口了。这项工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包头铁矿除含氟以外还含贵重的稀土元素,冶炼后大部分跑到炉渣里去了。由于不会提炼,只能用来铺路,待日后再从路面挖出来。邹元爔根据热力学计算,用硅铁还原法从高炉炉渣中回收稀土,获得成功。据刘翔声讲,制成的硅铁稀土合金是中国科学家发明的第一种稀土合金,被誉为“第一号合金”。为了对包头铁矿进行综合利用,开发我国的稀土资源,中科院建议在包钢建立稀土合金实验工厂,但没有答复,也没有得到苏联专家的认可。1958年以严济慈为首的中科院冶金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正好与在莫斯科的我国冶金部负责人邂逅。当谈及此事,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只好请邹元爔向苏联有关科学家作报告。记得那天会议室座无虚席,报告后苏联科学院巴尔金副院长上台向邹元爔表示祝贺:“中国科学家作出了成绩,走在我们苏联科学工作者前面”。根据那次会议,冶金部才同意在包钢建立实验工厂。事后邹元爔讲“自从我接受包钢工作那天起,始终记住李富春副总理的一句话:中国的资源,中国人要做工作,而且不能跟在洋人后面做,要做在他们前面,要证明中国人并不比洋人差。”此项工作获得1965年国家创造发明二等奖。

 

  包头项目完成后,1957年我所又接受了开发攀枝花钛钒铁矿的任务。据徐元森讲,开发该矿的难点在于它含大量钛铁晶石,晶体非常细,选矿过程去不掉。攀枝花的精矿中铁含量只有50%,而二氧化钛含量却高达5%。熔炼时矿石中的钛跑进炉渣中,竟达2535%,该渣非常粘,在高炉里流不动,常堵塞炉缸。这种矿世界上很多地方有,都因炉渣堵塞无法利用。少数地方曾用二种方法进行小量开发,一是冶炼时加入大量废砖来冲稀炉渣,降低二氧化钛含量;二是采用电炉冶炼,提高炉温增加炉渣的流动性。这两种方法都无法用来开发攀枝花这么大的铁矿。迫于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作为大三线的重点,国家急于开发攀枝花。邹元爔接受任务后立即带领大家对含钛铁矿在高炉冶炼中炉渣的高温物理化学性质及矿物组成开展系统的研究,关键是要解决炉渣的粘度问题。当时彭瑞伍是邹先生的研究生,在邹先生指导下研究发现攀枝花高炉冶炼过程中,炉渣中的钛与高炉中的焦炭和空气中的氮进行反应生成了高熔点TiCTiN,而且炉温愈高,生成的TiCTiN愈多,炉渣粘度则愈大。邹元爔和彭瑞伍再继续研究铁液中钛和碳的溶解度后,提出只要在高炉冶炼过程中减少渣中二氧化钛的还原,炉渣中的TiCTiN便可减少甚至不生成,从而解决了攀枝花高炉渣的高粘度问题。邹元爔又与徐元森一起反复试验,发现在1400条件下如果往钛渣里通二氧化碳、空气或氧气,便可使钛渣变稀。于是大胆提出,在高炉的出渣口安装吹炼风口,这在冶金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冶金部采纳了这个建议重新设计高炉,炉缸堵塞问题由此解决了。其实这种渣口吹风的设想是很有勇气和魄力的,因为这个吹风喷口是铜制的,绝对不能同铁水接触。这项工作在198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四等奖。

    

  忍辱负重,矢志不渝,为国尽力

  文革一开始邹元爔就成了重点批斗对象。在造反派广播中不时传出:“邹元爔是经过特殊训练的高档特务”。在这种情况下,邹先生把这一切全都置之度外,心里还在考虑砷化镓的研究中有三个关键问题。即使自己是作不成了,还希望留下来由其它人去完成。当时邹先生在牛棚里写下了一首16句的七言诗《除夕之夜怀增瑾》,诗的开头写着:“1969216日。除夕之晨因连日便血恐成重症,草家书托瑾(注:廖增瑾,邹夫人)询医师。书成泪下,不能自禁。恐一旦弃世,待验证的三项发明创造难以实现,为可悲耳。”诗的最后四句是:“作书未竟泪盈眸,病人柔肠引杞忧。一死方知万事了,但悲心血付东流。”真催人泪下。

 

  邹先生即使被关进牛棚,心里仍在考虑砷化镓的研究。隔离审查中,邹先生将砷化镓材料中三个问题写成一份《关于砷化镓半导体科学实验工作发展趋势的设想和建议》的报告,总共一百多页,恭恭敬敬地交给工宣队作为向党汇报。没想到那人一看不是交代材料,便马上啪一下摔到地下。邹先生当时气得两个眼睛瞪得大大的,火得不得了!邹先生平时对人总是笑嘻嘻的。当时他敢这样发火,可见他气到了什么程度!

 

  1969年后邹先生被放出牛棚后,分配到施惠英小组。为了解决他心目中的砷化镓的三个关键问题,刚出牛棚他身体还没有恢复,便急不可待地开始搞科研,而且还鼓励大家一起来搞,要将文革中浪费的时间追回来。正是在邹先生科研精神鼓舞下加上来自各方面的支持,1972年全国第一届砷化镓及有关化合物半导体材料学术会议居然能在上海科学会堂召开,能做到这点非常了不起。大家都说,邹先生这个人是打不倒的!

 

  邹先生在上海没有办法开展科研,他毅然决定上沈阳,因为沈阳冶炼厂和东北工学院里有人愿意与邹先生搞合作。19741976年邹先生先后动员施惠英和谭丽芳等二人到沈阳冶炼厂搞科研会战。那时沈阳的生活相当艰苦,邹先生每天早早起床挤公共汽车,带头与工人一样啃窝窝头、吃高粱米饭。当时有人问过他,何苦要上东北呢?他含着泪水说:“我的科研生命不长了,在东北我能集中精力好好工作,没有那么多的会议,没有那么多烦人的事。”在邹先生亲自参加和指导下,砷化镓水平单晶纯度大幅提高,1976年电子迁移率达到5.86X104cm2/Vs,超过了日本5.0X104cm2/Vs。此时已临冬天,邹先生还要继续做下去。沈阳工学院老师纷纷借棉衣给他们穿。宿舍里没有暖气,邹先生裹毯子照样写东西。他以沈阳初雪为题写了一首诗:“珠峰在望共攀登,北国风光一夜到。我有壮志红似火,岂因风雪感衣单。”这种勤勤恳恳工作,不为名、不为利,乐此不疲地搞科研真令人钦佩。大家都从心里佩服他,理解他。

    

  顺应科技发展潮流,及时调整科研方向

  上世纪60年代后,冶金部经过十年建设和发展已经拥有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研究院以及多座大学,有能力自己来解决冶金方面的问题。如果我们再沿老路走下去,路将愈走愈窄。恰逢此时半导体工业已在国际上显露头角,冶金所便朝着发展“高、精、尖”材料的方向转过去。科研转向这件事对于年轻人来说比较容易,思想活跃,胆子大,积极响应。邹元爔先生一向熟悉的是钢铁冶金,在新形势下他觉得可以将自己的一套化学冶金原理应用到高纯金属的制备,因为半导体材料对元素纯度要求很高,有必要对各种提纯方法加以综合利用。尽管当时他已年愈五十,仍有雄心壮志,决心突击补习半导体物理等几门功课。据师母廖增瑾女士介绍,那几年周末和节假日,他总是挟着卷宗到附近图书馆阅读新书和期刊资料,仅现存的学习笔记就多达几十本。平日他顾不上娱乐和电视,将空闲时间全部扑在学习上。他常说对孩子们亏欠太多。如今他儿子邹重基含泪说:“父亲培养了那么多好学生,在我最需要帮助时,父亲却离我们去了。”

 

  在邹先生领导下,上世纪60年代,化学冶金室研制了硼、磷、镓、砷和锑等5个元素,纯度达到6个“9”或7个“9”。当实验室搞出工艺流程后,一些工厂就来所里学习,或请到厂里去推广。高纯元素的研制为我国半导体材料,特别IIIV族半导体材料工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邹元爔倡导和组织下,全国第一届纯金属元素提纯学术会议于1963年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接着邹先生又紧跟科技发展潮流开始进行化合物半导体的研究。当时李爱珍等研制的锑化铟纯度非常高,电子迁移率达到100cm2/Vs以上,是当时国内最高水平。后来化学冶金室又研制了砷化镓、锑化镓、磷化铟等,性能都名列国内前茅。1965年又是在邹先生领导下在上海华侨饭店召开了全国第一届冶金过程物理化学学术会议。

 

  19786月,邹先生被上级任命为冶金所所长,化合物半导体分成三个研究室,并招收了4名研究生,做了一些比较深入的工作,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在国内半导体领域内影响较大,也引起了国内一些物理学家的议论,认为外行做了内行的事。邹先生听了心里很平静,他不去跟人辩论,一旦认准的方向,不管再苦再累也要锲而不舍地做下去。他要求我们一定要将论文发表到国外权威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1986年我们用精细的电子顺磁共振测试手段和量子力学理论论证了我们的砷化镓材料中点缺陷的实验结果后,国内外学术界开始认识邹先生这种冶金物理化学方法,并给予高度赞赏。

    

  视科研如自己的生命

  凡是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人都知道邹先生年轻时身体就不太好。解放初与他一起工作的孙邦儒知道他肠胃有病,面黄肌瘦,每天带只热水瓶,里面装着家中烧好粥,天天喝点粥。白天开发钴土矿中提炼金属钴提炼工艺,每天还要开夜车,经常看书写报告到深夜。

 

  1972年邹先生在家里突然心脏病发作被送进了中山医院。管丽民去看望他,他说:“管丽民,我这回险险乎就要到楼下太平间去了。”他完全知道自己心脏病已经十分严重,医院出来后工作照样卖力,从来没有想到怎样保护自己的生命。他从医院出来的第二天就到图书馆查资料,陈念贻正好遇见他。正值文化革命期间,邹先生说他在打“后卫战”,做最后一个工作。恐怕自己搞不了多长时间了,只想好好再做一个大题目。陈念贻对他讲:“当前的政治形势下我们这种人再花多大力气也未必能得到支持”。他却说:“不行!呆在家里难过。科学上的事不去实现心里就好像没有着落。”他确确实实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

 

  1985年邹先生病情严重,所党委书记在大会上讲邹先生已经起不来了。当时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写好,但没有人来替我组织答辩。我是所里第一个博士生,所领导也为我着急。所学术委员会请陈念贻和谢雷鸣两位研究员为我论文写书面意见。邹世昌所长看了以后要我到邹先生家里,如果他同意,所里便组织答辩。领导上规定我见邹先生的时间不能超过十五分钟。记得那天只见邹先生一步一步拖着腿慢慢从卧房中走出来,看到他身体虚弱成这样我只感到一阵心酸,立刻走上前去向他说明来意。邹先生看了两位研究员写的意见后说:“你这篇论文放在我这里,我自己要看。”我赶忙说请他以身体为重,别把我的论文太放在心上。十五分钟已到,我就起身告辞。邹先生叫住我,“慢点,我一直在想还有两位研究生(陈强和梁秉文)的论文里还有问题,我找了几篇文献,你把它们带回去。”讲着讲着,他突然不行了,呼吸急促。我十分紧张,赶忙帮他解开领口,扶到沙发上。又过了十几分钟,邹先生总算缓过来了。过一个月后他第二次叫我到家中,他的病情还是不大好。他对我讲:“你的论文我全部改好了,我一天看几页,把你的错别字也全都改过来了。”“你这篇博士论文写得蛮好,但答辩要等我身体好了后再举行。”他写了一份书面意见交给我。我把这篇邹先生病重期间每天几页几页地修改过的论文,要留作纪念。

 

  1986年邹先生身体稍有好转便到所里上班。一天,施惠英走进邹先生办公室,只见他的办公桌上铺满了论文手稿。他对施惠英说:“你看我十篇论文一起写!我要把生病欠下的时间追回来。”邹先生真不愧为大科学家,身体再怎么不好,一工作起来就全都忘光了。

 

  在邹先生去世前一个月,王渭源见邹先生身体不好劝他呆在家里,不必每天亲自跑实验室,有事可以打个电话来问问。他回答说:“你搞错了,我是个科学家。科学家一天不从事科研他的科研生命就结束了。我的想法还有许多,我甚至觉得如果今天做不完这些想法我明天就要死了。我一天都不能容忍它白白地过去。”在邹先生去世的那天早上,他很早来所把一篇文章交给打字员李蓓蕾,然后去市政协开会。会议结束后走出会场,心脏病突然发作去世。他生前还对彭瑞伍说过:“现在我有这么多研究生,我放不开呀。”

 

  可见,邹先生一生都视科研如自己的生命,他不是在工作,而是在拼命!

    

  对已严,对人宽,心胸开阔,团结同志

  史宗法是1953年从军管会外事处调到中科院工学实验馆任所务秘书,邹元爔和他都是从浙江大学毕业的,又是他的学长。然而史宗法回忆说:“在当时形势下,我的主要任务是贯彻上级的指示,科学院布置周仁和邹元爔搞科研计划时,宣传学苏联时要一边倒。对此,邹元爔很有看法的。他认为科研上的事怎么能‘一边倒’呢?他决不因为学习苏联‘一边倒’,一贯服从真理,服从科学。解放后好几次运动中,我们直接或间接地对邹元爔进行批判、帮助和揭发,老实说他是不买账的。1962年陈毅同志提出对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尽管那时我已调到上海科技大学工作,但中科院上海分院党委把我叫回冶金所向邹元爔等道歉,因为过去历次运动中我曾经批判过他们。然而邹元爔始终没有对我耿耿于怀。他倒是一直为我因搞行政而荒弃业务感到可惜。后来,为了我的职称问题他还专门写了一封颇多赞许我的信。我非常感激他,这封信至今我还保存着”。

 

  陈念贻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邹先生推荐到冶金所的,对他很器重。在追忆邹先生时陈念贻含着眼泪讲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他总觉得这些老先生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他们的话要批判地接受。他说:“记得当时我非常想研制氧化铍,可是邹先生却告诉我这个东西有毒,当时我认为邹先生怕死、怕苦,给他扣上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帽子。后来邹先生找了一篇文献耐心地告诉我氧化铍曾经死了多少人,以理服人。可是我在整风时还批评邹先生违反毛主席实践论。直到60年代,我根据自己的实践方才认识邹先生的话有道理”。更值得陈念贻感动的一件事是,文革中造反派要邹先生承认自己是特务,他就是不承认。造反派还用铁棍子逼着交代他发展了多少特务,他更不去害别人,保护了我们学生。那时太可怕了!这是一种严酷的考验,但邹先生经受住了,宁肯自己挨打受辱,也绝不乱咬任何人。

 

  文革后,1978年中科院任命邹元爔为冶金所所长。当时清理阶级队伍,查“三种人”。组织上问邹先生,当年谁将他关进牛棚,谁打过他。他一直坚持说:“我记不清了。”他将文革中过激行动都归结在“四人帮”和极左思潮身上,因此很快团结了全所同志,鼓励大家集中精力搞科研。19803月邹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评上优秀共产党员。

    

  珍视科研道德,寄希望于年轻人

  许多老同志都讲,邹先生不会抢功劳。王渭源说:“攀枝花钢铁公司的高炉设计和冶炼方案是以我们研究成果为依据的。邹元爔领导了攀枝花炼铁项目,徐元森在其中作出了大贡献。80年代申请国家科技奖时,身为所长的邹元爔排名次时把徐元森放在第一位。可是包头炼铁项目报奖时他又把老所长周仁的名字放在第一位,说那时的工作是周仁领导的。”

 

  彭瑞伍是邹先生的早期研究生,他讲邹先生的研究生论文发表时,他从来不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前面。只有他自己写的论文时他的名字才放在第一位。当研究人员写的文章非要他亲自提过建议、出过点子,他才同意把他的名字放在最后。他非常珍视研究生和下属研究人员的科研成果。

 

  北京科技大学周国治院士在邹元爔编著的《冶金过程理论》序言中写到:“邹先生对年轻人的帮助是无私的。我第一篇论文就受到他的激励。当年我作为一名小助教,很难在《中国科学》刊物上发表。正是邹元爔的力挺才得以成功登载”

 

  我的硕士论文在学报上分三篇发表。其中一篇里我推导了一个理论计算方程比外国人先进,邹先生很高兴,要我把这部分写成文章发表,但邹先生不肯署上名字。我说:“邹老师,我读研究生时发表的文章你不署名,岂不好像你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说:“我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你的文章,就说我觉得你的文章好。但这篇文章我没有出过主意,是你自己的工作,我不能写上我的名字。” 1982年初,《稀有金属》杂志开始出国外版,编辑部决定第一卷第一期第一篇采用邹先生的文章。邹先生将我文章推荐给他们,署名为:“汪光裕,邹元爔”。刊物主编把它改成:“邹元爔汪光裕”。邹先生不同意,坚持按原来的次序安排。经过几次反复后主编只得来信说明,因为这是拿到国外发表的创刊号第一篇,一定要把邹先生名字放在最前面,最后就在汪光裕的名字后面打个星号,注明此篇文章是汪光裕硕士论文的一部分。

 

  他多次对我讲:“我名不要了,利也不要了。只是上帝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他将希望寄年轻人。

    

  生前的遗愿

  李爱珍一直记住,邹先生生前有个迫切的愿望,就是能够看到国际砷化镓学术会议在中国召开。为了实现邹先生的遗愿,李爱珍一直努力争取国际分子束外延学术会议能在中国召开。1996年中国第三届分子束外延会议邀请了这个领域中几乎所有国际上最知名科学家前来参加,就是准备倡导2000年这个国际会议在中国召开,尽最大努力实现邹先生生前的遗愿。

 

  老同志莫培根跟随邹先生多年。他也知道邹先生晚年致力的一件事就是要把砷化镓及有关化合物国际学术会议在中国召开。1980年邹先生代表中国向该国际会议作报告时提出了这个愿望。此后,他一直努力把中国砷化镓研究成果推到国际上去。他不仅自己不断在国际学术会议和刊物上撰文介绍中国的工作,还要求大家尽量用英文写文章拿到国际半导体领域的杂志上去发表。去世前不久,他不顾重病绕身,仍应邀为美国科学出版社的《半导体和半金属》丛书中写了《IIIV Compounds》,共100多页,系统地全面介绍了中国砷化镓的研究工作,这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表露他的一片爱国心。

 

  邹先生的工作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能做到这一点实在不容易。莫培根在1990年参加国际IIIV族半绝缘材料会议上遇到原在北京半导体所的旅美研究员方兆强,他说:“老邹先生死了真可惜。把中国半导体研究工作介绍到国际上去,我看唯有他能做得到。”

 

  上世纪50年代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邹先生在《关于制订科学工作远景计划的意见》中曾撰写了《对化学冶金研究方向一些意见》。邹先生去世前几个月,1986年下半年他又写了《对化合物半导体材料(特别砷化镓部分)长远规划的意见》,那时邹先生身体已经很弱,仍忧国忧民。他写到:

 

  “砷化镓的国内外差距正在日益扩大,但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不能泛泛而谈。真正的情况是不但不受重视,而且受到“排挤”。1980年我作为唯一特约代表,参加了在维也纳举办的第八届国际砷化镓会议。报告结束后我提出这个会议适当时候在中国举行,总共羸得大会四次掌声。其中一位美国教授后来访问我所时,说他参加过国际会议很多次了,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热烈场面。这是国际上对我介绍的《中国IIIV化合物研究现状》表现出极大兴趣,我们应该从中受到鼓舞,并引以为荣。

 

  但当去年我写信给会议主席正式提出1987年在中国举办会议时,却被以准备工作可能来不及而婉拒。从我与美国的Hilsum和日本的柳进久义教授通信中,他们讲得比较直率,大意说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会议上报告不多,又说砷化镓的研究已发展到几个领域了。言外之意,无非是中国落后了。

 

  我从去年10月恢复部分上班至今,已经写了四篇中文稿和四篇英文稿,还有四篇英文稿在计划之中。无非想在有生之年多贡献一点力量,也对国际上对我们的藐视出一口气,但个人力量毕竟有限,何况身体有病,虽呕心沥血也难力挽危局,无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要使我国化合物半导体特别是砷化镓得到应有的发展速度,就得靠政策的正确理解和执行,以及全体半导体材料工作者的努力。”

    

  邹先生的文采

  邹元爔老师的英文水平相当高,曾经当过他研究生的无不钦佩。如今他的不少学生已成为研究员,经常把邹先生的论文作为范本推荐给自己的学生。邹先生对我说过:“能讲英文是容易的,写好英文是难的。这像中国人一样,能讲中国话但不一定能写好文章。”他平时要求我用英文写读书笔记,并要交他检查。这样的训练,在邹先生去世后对我单独在国外发表论文大有好处。

 

  邹先生的中文功底同样很深。我们写好的论文凡经他一改,味道就不一样了,看起来让人舒服。他总不厌其烦地把我们文章中的错别字、破句和标点符号等,像捉虫子一样,仔仔细细都挑出来,常戏称这是在为我们当“作文老师”。长期受邹先生的教诲熏陶,得益匪浅。有一次,我的一篇文章开头被他删掉一节,看到后来又觉得非摆上去不可。邹先生讲,论文就要写得这样,精简得别人删不掉。邹先生的文章中没有多余和重复的话,看他的文章确实是一种享受。

 

  邹先生还是一位热情奔放的诗人,从19381987年去世的五十年间,他一直坚持写诗,身后为我们留下四百多首诗词。记得有一次邹先生参加一位老同志追悼会后来到嘉定,突然给我说:“现在参加追悼会,都是我给别人写诗,我死后有谁给我写诗?”我知道他十分喜欢诗,可是我不会写。他去世后师母廖增瑾女士将她收集的邹先生400多首诗和词的手稿交给我,这些几乎都没有公开发表过,其中大多用中文繁体字书写,不少诗词没有标点符号。经我整理和打字后,与王渭源老师一起出资付印成《邹元爔诗词选》,以作纪念。常言道:“诗言志”,这本诗词选反映了邹先生一生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生活、敬父母、尊师长,广交知己,爱护下属,关心青年的崇高精神境界,这些丰富思想感情是在科技论文里无法表达的。

    

  学生对老师的怀念

  邹先生去世后,所里举行隆重追悼会,骨灰安放在龙华革命公墓。1995年邹先生夫人廖增瑾女士告诉我她和子女已将邹先生骨灰移放到苏州公墓。按照这个墓址,我连续找了几个清明节,直到1998年才总算找到,因为我没有想到邹先生的墓地与当地农民的一样普通。师兄黄磊建议我们学生集资将墓地重整一下,但师兄王渭源的意见是应该尊重邹先生生前遗愿和家属的意见。当邹先生其它弟子知道后都要求到苏州为邹先生扫墓,人数之多出我意料之外,而且其中有不少老弱病残的老人和德高望重的研究员。我将这情况报告所领导,所里立即安排一辆大客车,由党委书记齐鸣带队并在墓前致词,邹爱民和我分别代表家属和学生讲了话。这次参加悼念活动的还有徐元森、陈念贻、李魁英、王谓源、彭瑞伍、李爱珍、章宏睿、姚林声、黄磊、潘鸿芳、施惠英、张子青、吴汶海、汪乐、余海生、莫金玑、章敏权、史桂芳、周佩芳和夏云珠等,还有记者和医生。如今当年参加扫墓的人中已有一些离世了。

 

 

  2015年邹元爔逝世25周年又举行了一次集体扫墓活动。其中有邹先生原浙江大学学生蒋新元和吴汶海,原上海科大的学生(曾任中科院上海分院党组书记)沈国雄,文革前研究生郑昌华的夫人吴樟馨、黄磊和章宏睿,文革后研究生汪光裕、梁秉文、韦光宇,还有邹先生生前老同事管丽民、施惠英、余海生、莫金玑、汪乐、何光洲、夏冠群、杨易、张菊儒、周佩芳和孟传奎等。

 

  除了以上二次由集体组织的扫墓活动外,李爱珍和陈念贻等老同志还向我索要墓址单独凭吊。据公墓管理人员讲每年都有外地和海外人士前来悼念。已在瑞士和美国工作的邹先生学生陈强博士和梁秉文等多次单独专程到苏州墓地为邹老师凭吊。大家一想到邹先生生前的人品和教诲,始终难以隔断学生对他的思念和感激之情。王渭源生前说过:“不要看有人活着时受人追棒,只有人去世后大家对他的怀念才是真正的感情”。

 

  由于大家对邹先生的深厚感情,邹先生逝世8周年时,由所研究生部组织,1995年对20多位老同志进行了“抢救式”的采访,并分别录音和校对,最后形成了《回忆邹元爔》的文字资料。其中被访的一些老人已相继离世了。为了表达他们的怀念之情,多方面地反映邹元爔对国家的贡献和高贵人品,本文中我引用了部分内容。若有不妥之处,由本人负责。

 

  去年正值邹元爔诞生100周年,上海微系统领导组织了很有意义的纪念活动。考虑到邹先生于1987年因心脏病突然去世,他的生前资料来不及整理,党政办聘我整理了邹先生生前为上海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钢铁学院和上海金属学会等单位编写的《冶金过程理论》,于20158月付印出版(400多页)。又根据邹先生大量英文遗稿,从国内有关图书馆追索到邹先生去世后在美国出版的《IIIV Compounds》电子版,书中邹先生向国外详细介绍了中国化合物半导体的进展。这二本书可以从侧面反映邹先生冶金和半导体两大领域的学术水平,以告慰邹先生在天之灵。

    

      (作者:汪光裕  原嘉定中试部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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